简介:
《彭德怀全传》全面记述了彭德怀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内容。作者经历了30多年的广泛收集、汇总了公开出版的各种史料,并实地考察、访问,研究整理,运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客观地记录了彭德怀光辉而坎坷的一生经历和发展过程,既反映了彭德怀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也没有回避他在一些问题上的错误。实事求是地写出了一个极具个性化的彭德怀。书稿观点鲜明,思想突出,史料学术价值高,能给读者以深思和启迪。
百团大战
九死不悔
在抗日战争历史上,1940年最振奋人心的是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的百团大战。这是在抗日战争中,敌后军民向日军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主动进攻。当时,在华北战场上,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健儿在敌人毫不知觉的情况下,从高低纵横的沟壑中,从漫山遍野的青纱帐里,万箭齐发,以正太路为主要目标,扑向敌人控制的数百里铁路线和千里公路线。一夜之间,把敌人在华北苦心构筑的“囚笼”砸得支离破碎。
百团大战中,彭德怀在关家垴前线的炮团哨所观察敌情,指挥战斗。这里距离敌人只有500米。这次战役的胜利曾震动全国。在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敌人铁蹄下的沦陷区,都引发了很大的兴奋。
百团大战距今已有近半个世纪。40多年来,人们对这个战役的看法,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至今仍是抗战史上引人探讨的一个问题。
对百团大战认识上的反复,开始主要是由百团大战后,抗日战局和中国政局的变化引起的;对于这场战役该不该打,影响如何,产生了不同的看法。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更和这次战役的指挥者彭德怀的政治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以上的历史情况,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以后30多年的岁月里,曾多次谈到和写到百团大战。无论在逆境中,还是在生死关头,他都对这次战役发动的必要性和其历史作用,始终抱着一种坚定的看法,即使因此遭受摧残——严讯、毒打,仍然“九死其犹未悔”。这使彭德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其生命历程于伟壮中染上更浓重的悲凉色调。
准确地说,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在敌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而非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根据战役发展的规模而后定名的。
八路军总部为什么决心发动这一次大破袭战役?这是彭德怀在以后数十年中,每被提问到这次战役都要谈到的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彭德怀背着毛泽东,背着党中央发动了这次大战;百团大战的发动,是根据错误的判断做出的错误决定,百团大战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等。彭德怀的回答:一言以蔽之,是“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
1939年秋到1940年春,八路军不得不用很大的力量来对付来自抗战营垒内部“友军”的进攻,这是民族的不幸。乘国共摩擦之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除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又在华北各地大力修建公路铁路,挖壕筑堡,由点联线,由线成面,扩大其占领区。抗日根据地日益被封锁、切割。1939年秋,抗日根据地有近百个县城,至1940年夏,只保有几个山区偏僻小城。八路军活动困难,物资供应尤为紧张。
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在山西武乡县绘制的“百团大战”战役部署略图。1939年12月,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给总部的一份密电,引起朱德、彭德怀的特别重视。
程、孙报告中央和总部说:“敌最近修路目的同过去不同。”其修法:一种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5尺,两旁沟深8尺到1丈,沟底宽6尺,沟面1.6丈,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从围绕根据地的汽车路的联线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
程、孙十分紧迫地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
敌人这一套不仅在冀中,而且在全华北实行。深谙兵法、一语中的的129师师长刘伯承曾形象地比喻说:这是敌人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网,据点为锁”,对华北敌后军民实行的“囚笼”政策。
敌人近乎疯狂的筑路挖沟行动使朱德、彭德怀、左权十分焦虑,三人经常在作战室看情报,研究到深夜。整整占满一墙壁的华北地形图上,新旧铁路线、公路线交织连贯,像一张巨网正向各抗日根据地合拢。一天夜里,朱德站在地图前转过头来,对正在翻阅情报的彭德怀和左权说:“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含义,丝毫也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
彭德怀狠狠捶了一下桌子:“现在需要各区协同起来搞破袭,才能扭转局面,稳定人心。但是,前门打虎,后门进狼。干不成!”他是指朱怀冰等数万之众正在由南向北紧逼太行、冀南。这时,抗日根据地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反共军队的夹击下,县城大部丧失,地域缩小,十分窘迫,总部这一意图不能不暂时被搁置。
彭德怀在指挥百团大战中使用的望远镜1940年2月,在部署反摩擦战役的同时,朱德、彭德怀下令八路军各部对敌人筑路的起止地点、修筑方法、沿路设施、守备兵力、组织情况等进行详细侦察,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
王家峪八路军总部门前简陋的篮球场上,很久不见朱德的身影了。3月,打“朱”(朱怀冰)战役大获全胜,朱老总又上了场。这天晚饭后,彭德怀也来助兴,和大家一起站在边上拍手,大声喊着:“加油!”“总司令加油!”
一场球下来,朱德站到彭德怀身旁,略略喘气,一面擦汗。彭德怀的心神忽然离开了球场,转头问朱德:“国民党折了朱怀冰,怎么没有作声?”朱德笑道:“他输了理,又折了兵,不好说啰!他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嘛!”
“他不说自己输理折兵,却造我们的谣很凶,对中间派影响很大咯。”
“他不是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本人’吗?大家看嘛!”
4月1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命令,对敌人的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令聂荣臻负责破袭沧石路以北的津浦、平汉及正太路,刘伯承、邓小平负责平汉路之石(家庄)磁(县)段和白晋路北段;贺龙、关向应负责同蒲北段;徐向前、朱瑞负责胶济路及津浦路南段,要求从4月10日开始动作。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期间,在野外使用的盛饭菜的饭盒。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总部收到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一封急电:“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行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毛泽东告诉彭德怀和晋西北的贺龙、关向应,需以主力对付威胁延安之国民党第九十军,同时要彭德怀除三四四旅外,再抽调三四万人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再次转过头来对付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朱、彭4月1日的计划暂时搁置,各部分散出击,未形成统一战役。
在4月2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希望朱德早日动身前往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摩擦问题,然后秘密返回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
为了参加“七大”,周恩来已于3月底返延安,不幸因坐骑受惊摔伤右臂,朱、彭及前方将领十分关心周的伤势。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这封电报中特告:“恩来伤已半愈,未全好,能写字吃饭。”
4月中旬,朱德从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启程,越白晋铁路敌人的封锁线,经中条山国民党防区赴洛阳。4个月前,彭德怀从这条路回总部,国民党和阎锡山的部队四处打枪抓人,现在局势虽趋好转,尚未稳定。彭德怀十分不放心,亲自安排了朱德从总部到洛阳的路线和沿途的警卫工作。
朱德启程前,彭德怀把随从朱德的周桓找到自己屋里,亲自交代一番,从行路安全到起居饮食,怎样照顾好总司令。谈完又特意叮嘱周桓:“总司令年纪大了,一路上要多加小心。有紧急情况,要先轻轻叫醒,等总司令坐起来,再报告。如有急电,先把蜡烛点好,再请总司令起来看;等总司令处理完毕再离开……”
叱咤风云、雄才大略的彭老总,对总司令是这般的细致入微,对战友是这般的一片深情!自己跟随总司令,还没有副总司令考虑得周到呢……周桓站在那里,望着彭德怀,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彭德怀又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作战科参谋潘开文,要他在护送总司令过白晋路时,将它丢弃在敌人的封锁线内。这是一封给国民党军庞炳勋的信。“透露”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还将发生严重摩擦。
这是一封假情报,八路军预定的出击矛头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对准的是真正的敌人日军。
“可以这么干!”
4月末的一天,左权受彭德怀之托,来到129师师部。
师部设在太行山深处黎城县谭村的一家院落内。山高春迟,“人间四月芳菲尽”,在这里,院里院外,桃花盛开。晚饭过后,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锡联、陈赓等人坐在充满春意的院子里,谈论形势。
打垮了装备优良的朱怀冰部,129师换了新枪,士气高昂,但前门打虎,后门进狼,形势仍然严峻。4月25日,彭德怀签发了朱、彭致各兵团首长的指示:“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指示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谋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
总部提出要各兵团谋取对策,在聂、吕返部之前,大家的议论自然集中到这个问题上。
活跃好动的386旅旅长陈赓在院子里来回走着,忽然站定,说:“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想了想说:“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
左权站在树下,双臂交胸,细听大家的议论,笑道:“彭老总要我到这里来,正是为和大家商量这件事。他有个想法,由荣臻和伯承同志再度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山区的联系。”
左权的话使谈论热烈起来。有人提出,南北各打一面,不如各打一段,聂和刘、邓可以一个负责破袭东段,一个破袭西段。大家认为这个想法甚好,要左权把这个设想带回,供彭老总考虑。
4月份以后,八路军总部挂着白布门帘的作战室内,增添了一幅正太铁路的地形图。这是按彭、左的指示准备的。那段日子里,彭德怀常常一个人在这间挂满地图的屋子里聚精会神地翻阅敌情资料,在一幅幅地形图前凝视、沉思。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平绥、北宁、胶济七条铁路干线,是敌人对根据地构筑交通网——企图困死八路军的“囚笼”的纵横支架,正太路正处于中心位置。左权带回的建议,说明总部和刘、邓、聂众将领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射在这条铁路上。
正太铁路从平汉路上的正定(河北)开始,通过井陉,爬上巍巍太行,经娘子关天险进入山西,在崇山巨壑中向西穿行,至榆次与同蒲铁路接轨,上抵太原,全长240余公里。正太路横贯太行,沟通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联结平汉、同蒲二线。同蒲路从大同到潼关,把山西切为东西两半;正太路把山西省东半部又切为南北两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八路军的不断破袭下,敌人以三个混成旅团担任正太全线的守备,在沿线筑了数十个据点,在铁路南北还筑了一层外围据点。铁路上以装甲车往来运行巡逻,铁路两侧不许农民种植高秆作物(如高粱、玉米),以防八路军的袭击。
八路军在敌后的两个大战略区——晋察冀和太行隔正太路相望,搞掉它,是两大区军民的共同愿望。
两年多的交通战——敌人修路,八路军破路。八路军破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敌人防备的手段也越来越严密。对敌人重兵守护的正太路怎样一举搞掉它,打击敌人的整个“囚笼”政策,这是彭德怀考虑的中心问题。
现在,已无从知道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候,这条被日军号称为“钢铁动脉”的正太路,在彭德怀的眼里,化成了一条熊熊燃烧的火龙;而敌人苦心经营的“囚笼”,在他的心中也变得千疮百孔。这不是幻景,一个大破袭的战役方案,在他面对的地形图上,已渐渐显现出宏伟的清晰的轮廓。
这个方案要求:聂荣臻和129师以约20个团的兵力,对正太路从榆次到井陉的200余里铁路沿线上的车站、桥梁、涵洞、水塔、据点同时发动袭击,一举而破坏之。八路军的其他各部,则向同蒲、平汉、津浦、白晋等各线和各公路干线发起全面破袭,以迟滞敌人的增援,乘机扫清深入根据地的敌军据点,给敌人的“囚笼”政策以突然的、致命的一击。
这个方案巧妙地抓住了敌人的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交通线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转眼到了7月中旬,一天,彭德怀和左权在砖壁村后崖眺望远近山壑,纵论时局。这一年的夏季,世界形势风云险恶。在欧洲,意大利对英、法开战,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英国军队退出欧洲大陆。希特勒军队在席卷半个欧洲之后,向英伦海峡进军。在亚洲,英、法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相继关闭了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日本为乘机攫取南洋,急于结束对华战争,在攻占扼长江入川的门户宜昌(湖北)重镇之后,又扬言要进攻西安,切断我西北国际交通线。据重庆国民政府和八路军各部情报,关外日军大批入关,津浦沿线日军向陇海线集中,太原敌亦沿同蒲南下,有进窥潼(关)洛(阳)之意。与此同时,日机狂炸重庆。一时大后方震动,投降派活跃,中间派对时局悲观。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事变三周年时,号召全党全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争取200万友军继续抗战。中共中央重庆办事处建议八路军在敌后打胜仗,以鼓舞人心。
从上次左权去129师师部回来,4月的烂漫山花已换成眼前冉冉升起的青纱帐,正是游击健儿显身手的黄金季节。彭德怀凝聚的眉头一展,对左权会心一笑:“大家老盼着打,我看可以开始行动了。”
不几日,左权受彭德怀之托,再次来到129师师部。刘伯承、邓小平仔细倾听了彭德怀和左权的战役设想,欣表赞同。处事一贯明确果断的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左权尚未返总部,刘伯承就指示师参谋长李达着手战役的准备工作。
接着总部召开军事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参加了会议。从初议到酝酿、决策,一次不寻常的军事行动即将掀动华北,激励全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
1940年7月22日清晨,从山西武乡太行山麓的小小山村砖壁发出一束束无线电波,这电波透过日本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和捕捉,把八路军总部一项极其重大、秘密的作战命令,传达到分处敌后的各师、军区领导人聂、贺、关、刘、邓,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这便是有名的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署发布的破袭正太路战役预备命令。
命令提出:“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创立显著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全国军民,争取时局的好转……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路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其他各重要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的总破袭,以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战役定于8月13日以前(约8月10日左右)为开始战斗日期”。
命令要求“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不少于22个团(聂区10个团、一二九师8个团、一二○师4至6个团、总部炮团大部及工兵一部)”,“定于8月10日前完成侦察、器材准备、部队调动等准备工作”,“准备未完毕以前,战役意图只准告知旅级首长”。
这一注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发到延安,立即被抄送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和作战局。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被指责为背着毛泽东发动百团大战,由于7月22日延安收到预备命令原件赫然在案,“文革”以后得以澄清真相。
8月8日,朱、彭、左向聂、贺、关、刘、邓发出战役行动命令。规定:聂集团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东至石家庄之正太线,同时分派部队对津浦、平汉、德石、沧石路的指定地段进行正面破袭,阻止可能向正太路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
刘、邓集团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团一个营,破击平定至榆次段之正太路,同时分派部队对平汉、德石、邯大、同蒲、白晋、临屯路之指定地段进行正面的破袭,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
贺、关集团破袭同蒲北段及汾离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线增援,同时派部破袭晋西北交通,相机收复若干据点。
命令规定:“上列各集团及总部特务团统由总部直接指挥之……限8月20日开始战斗”。
正如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回忆的:“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7月22日和8月8日,总部相继下达了关于侦察工作和破坏战术的详细指示,要求对每一个攻击目标都经过侦察,做出计划。对需要特殊破坏技术的水塔、隧道、桥梁,还要求派出便衣组,配以技术人员出动,以计算用药量和作业。指示说:“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成果而定。”
总部的战役行动命令下达后,各根据地军民情绪热烈,出击兵团迅即掀起练兵爆破热潮,从总部到各师旅团,参谋人员都出动侦察。129师385旅旅长陈锡联回忆说:“我们这些旅的干部,当时都化了装去铁路沿线侦察地形。”侦察人员还深入虎穴,在群众的掩护下,在敌人的交通线两侧村庄、大小据点实地侦察。有的还乘上正太路的列车,把沿线情况一览无遗。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在战役发动后的10月23日向日本陆军次长所作的报告中,关于《袭击前的一般征兆》一段内加注说:“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的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事后查明,从8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
战役其他准备工作,如粮食和破路器材的筹集、兵站的建设、伤员的转运、向敌占区的宣传等,都按总部要求迅速完成。
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把师前线指挥部设在抵近正太路的和顺县石拐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把前线指挥部设在有名的井陉煤矿附近的小山村洪河槽。
在距正太路和同蒲线接头处不远的徐沟县,民兵很快动员起来,扛起了破路工具,精神百倍。大家兴奋地传言,“这好像是八月十五杀挞子哩!”
一切就绪,只待时辰一到,给万恶的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日本觉察到八路军在集结兵力,但它收集到的情报欺骗了它,它上了彭德怀的当。事后,它的参谋部懊丧地总结:“共军移动和集结兵力,扬言是要与中央军一战,这就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了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其兵力。”
“定名为百团大战”
8月20日,总部所在地上空浓云密布,气压很低,闷热异常,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过午下起了小雨。总部作战室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作战科专门为这次战役准备的“战斗日记”本打开了,所有的无线电台译电和有线电话,都编好轮流值班的顺序,以保障战斗指挥和联络的畅通。
彭德怀镇定自若,不时和左权交谈,或听参谋人员汇报情况,或对着地图沉思。晚上8时整,各兵团按预定时间发起攻击。各路指战员如猛虎下山,迅速扑向敌人控制的据点、车站、桥梁、碉堡。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了正太路和同蒲路、平汉路等交通线的指定地段。正太路像一条火龙熊熊燃烧,华北大地在怒吼、在震荡。
王家峪四野寂静,一片漆黑。夜深了,只有总部作战室气氛炽热,烛火通明。电台、电话都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彭德怀、左权和工作人员整整一夜没合眼,等待着前线的消息。
21日天明时分,消息陆续传来。首先收到刘伯承师长发来的电报,报告129师左翼出击情况:陈赓旅连克碉堡4座,全歼守敌,完全占领了寿阳西南之芦家庄车站,将车站西10里内的铁道、桥梁全部破坏。
紧接着,聂荣臻司令员来电,报告晋察冀区中央纵队和右纵队出击情况:杨成武部连克乏驴岭、北峪、北都等据点,歼守敌200余名,据点段内铁路、桥梁、碉堡、电线悉被破坏,万余民众参加了破击。聂所属另一部,则完全占领了井陉煤矿,歼守敌百余,解放工人2300余人,矿井机器全部炸毁;郭天民部正猛攻娘子关;冀南军区徐绍恩团破坏平汉路邯郸至磁县段铁路5里。
晚上8点钟,贺龙师长发来战报:张(宗逊)旅全歼静乐东康家会守敌,毙敌200余,俘日兵10余名,缴获甚多……
21日、22日,正太、同蒲、白晋、平汉、平绥、津浦、北宁各铁路及各公路干线上的捷报一份份发向总部。根据彭、左指示,即向前线各部通报战况,并上报中央军委。
22日午饭后,彭德怀和左权在作战室内听取战况,作战科长王政柱汇报实际参战兵力: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苛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
王政柱话音刚落,左权说:“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做百团大战好了。”当即和左权一起拟电发各兵团,并报中央军委。同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分社发布了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关于百团大战的第一号捷报,以后逐日发布战报。百团大战的战况成为举国欣闻的消息。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破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亲临前线,担任正太路东段指挥的129师386旅旅长陈赓,在他1944年写的自传中,曾尽情描写了这一阶段作战的情景:
“1940年8月,奉命参加百团大战,我以精锐之师,半月内毁灭(坏)了所谓敌人的‘大动脉’之正太路。由阳泉至榆次,除少数几个县城外,几年来以碉堡组成的封锁线,被我挨次攻下。每一座铁桥,每一个车站、水塔,每根铁路枕木均被我焚烧或破坏无余。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迫令敌寇尽数月之力从新建筑此路,百团大战遍及华北,敌寇兵力备受牵制。经半月之调遣始凑兵万余向我反扑。我已任务完成,且战且移,并着手第二次作战以扩大战果。”
在这次破袭战中,聂部曾两度攻占娘子关,把红旗插在娘子关的城楼上。聂荣臻回忆说:“在侵略军铁蹄下生活了近三年的娘子关地区的同胞,看到八路军的红旗,高高地飘在关头上,兴奋得流出泪水。”
1940年10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向陆军省提出的《破坏修复情况》报告书中说:“石太线被破坏之广泛及其规模之大,远非其他地方可比。”在对八路军所用破路战术进行一番分析后又说:“关于爆破实施效果判断,(共军)事前对于干部曾进行过相当教育。”
第一阶段战役中,一个重大的胜利,是聂荣臻集团由杨成武指挥的中央纵队,在矿工的配合下,严重破坏了日军占领的燃料基地井陉煤矿。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参谋泉可畏翁回忆说:“所谓井陉煤即炼铁用的粘结煤,当时是供给满洲鞍山炼铁厂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原料。在井陉三矿中,最重要的是新矿,所受破坏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
与正太路破袭同时,敌人在华北的交通动脉北宁、同蒲、平汉铁路被截断,其他纵横于华北的白晋、沧石路及各地公路线亦被截肢碎骨。日军记载说:北同蒲线铁路“受到了严重破坏”,“同蒲线以西的各警备队大部分受到共军袭击,孤立的小据点有些被全部消灭”。“共军第一次攻势以破坏交通、通信为目标,同时为取得精神的效果,在这些方面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
八路军发起的突袭,使华北日本驻军一时间陷于慌乱之中。
8月20日夜,晋中地区下大雨,正太路各据点的日军放心无虞,凉爽好眠。不料夜半霹雳声响,鬼子兵有的在睡梦中就一命呜呼,有的惊起抱枪赤身应战。大破袭扰乱了华北日军的“好梦”,打得敌人懵头转向。
守备正太路东段之日军独立第四旅团各警备队除一部分外,全部遭到八路军出其不意的奇袭。22日24时,第一个得到娘子关和寿阳电话的该旅团参谋,向旅团长片山(中将)报告情况后,急返司令部,“一部分共军已进入阳泉市内,各地有线通信断绝”。“在旅团司令部,开始根本弄不清楚各方面的情况,经过二三天后,才逐渐判明”。敌人懊丧地检讨:“阳泉警备队队部在20日傍晚接到密探的报告,大意说‘在阳泉以南约80公里地点,驻有兵力约2000人的共军’,当时判断:这股共军即使万一来袭,徒步行军也需要两天时间。因此,当日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另外,据说在20日白天,阳泉街上(约有2000人)的情况也与平日不同,许多居民往来闲逛,但也未引起有关警备人员的注意……”
负责正太路守备的日军110师团,“20日夜接到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电话报告,得知石门附近情况,但以后电话不通,情况不明”。21日该师团长饭沼守(中将)方“得悉石太路全线遭敌袭击”。23日军方派兵“前往井陉地区增援”。
日军在山西的最高军事当局、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部,“21日从旁系电话中收到第一次报告说:‘石太路到处正遭八路军袭击……’但以后再无更详细报告,有线、无线电话完全不通,立即陷入情况不明状况”。奉命前往第四旅团联络的参谋朝枝繁春述说:“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因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军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3日后至寿阳,经一周时间始达阳泉”。
日本华北方面军则在其“作战记录”中记载说:“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根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的部署,发动了所谓百团大战,于昭和15年8月20日夜同时奇袭我交通线及生产基地(主要是矿山)。尤其在山西,其势甚猛。”“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外,损失重大,恢复建设需要相当时间与大量资金。”
日军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到军、师、旅、团,据点守备都受到强烈震动。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破袭战完成了预定任务,这次破袭巧妙而又大胆地利用敌人以小国凌大国,兵力不足的弱点。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其1940年制定的华北《肃正建设实施纲要》说明中,虽已看到自身在军事上的“长期分散配置,使各部队很容易陷于被动守势”,但由于兵力不足,惧怕“过早地将分散配置集中,治安将会重新恶化”。针对敌人的分散配置、集中使用,彭德怀以同时发动、分散出击,使其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敌人不得不承认,八路军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在第一阶段战役胜利的形势下,8月31日,彭德怀向各兵团发出扩大战果、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同蒲路的忻县——朔县段,使3个根据地(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联成一片的建议。
这个建议低估了敌人对交通线的修复能力,低估了敌人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迅速增援兵力的能力。在这个建议发出的第三日,即9月3日,敌援兵约2万余人抵达正太路东西两端,企图夹击八路军。此前,小批援兵已陆续进入正太路作战,日军驻太原之飞行大队连续出动,与其地面部队联络,猛烈轰炸八路军阵地。彭德怀、左权看到“扩大战果已不可能”,遂放弃以上建议,命令出击兵团即日转移兵力,准备完成第二步计划。
“毛主席表扬了!”
华北敌后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延安群情振奋,各界举行万人祝捷大会,通电慰问八路军前方将士,毛泽东和朱德出席了大会。
中共中央对百团大战的胜利给予充分的肯定。八路军总部对第一阶段作战的总结报中央军委后,很快收到毛泽东的回电。
彭德怀在其《彭德怀自述》中回忆说:“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恰在这天,总部特务团长欧致富从正太路前线回总部汇报战情,报告毕,转身出门,被彭德怀叫住:“欧致富,到二科看毛主席电报!”欧致富回头,见到彭德怀和左权露着兴奋的脸色,三脚两步奔向机要室。欧看过电文,禁不住高兴起来:“呵,毛主席表扬我们了!”把电文一字一字记住,出门后仔细写在自己的小本上。几十年后,欧致富看到《彭德怀自述》中提到的这一份电报,说:“彭老总叫我去看的就是这封电报。彭老总叫住我那神情,我永远都记得!”
1940年9月10日,八路军总部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关于时局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抗战阵营中存在的妥协危险倾向后说:“我党50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无穷的希望。”同日,中央书记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要求“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给予200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千万万人民以良好的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以延缓作用”。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百团兵力包括相当一部分地方武装,经过第一期破袭战已无力扩大作战,在华中和山东方面,亦不具备发动大战役的条件,延安的这一指示未能实现。这时,日军大批援兵已由东西两端进入正太路地区,在正太路扩大战果已不可能。彭德怀、左权决定转入第二阶段作战。于9月16日命令各部,在继续破袭交通线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
根据总部的命令,从9月20日起,晋察冀军区在晋冀边发起了涞(源)灵(丘)战役,129师在晋东南发起了榆(社)辽(县)战役,120师在同蒲路宁武之南北段发起第二次破击战役,冀中军区发起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冀南军区发起德石路、邯济路破袭战役。
第二阶段战役发起时,敌正调集兵力向八路军各出击兵团实行反击作战。在八路军再次发起广泛突袭的情况下,敌军东奔西突,顾南失北,被八路军拔除的据点多达2000余个,129师在第二次战役中攻克了榆社县城。
在第二阶段战役中,根据地民众踊跃协助八路军作战,陷敌于狼狈境地。
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长片山中将回忆说:“八路军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舍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八路军的行动变化无常,在一地仅住数日即行转移,在险峻的山岳地带,其游击行动非常灵便。与此相反,日军的行动由于驮运行李辎重,部队及个人的装备过重,比起轻如猿猴的八路军来显得十分笨拙。因此,任你如何拼命追击,也难以取得大的成果。”
日军第一军派赴阳泉前线的参谋朝枝回忆说:“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在八路军的胜利影响下,“伪军伪组织动摇加剧,纷纷派人来与我们接头”,“使平、津、太原、石家庄等大城市人民大为兴奋,影响伪币大跌价”,为1941年后开展敌占区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大后方
1940年的秋季,八路军在华北出击,正值敌机170架狂炸涪都重庆。市区大火,其精华悉付一炬。迁都之说,妥协之议,甚嚣尘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国民政府实施诱降的“桐工作计划”也正加紧进行。在香港街市深处的一间密室里,日蒋双方代表经过长期、反复的磋商,讨价还价,策划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日方记载:“到8月初,重庆方面要求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宣布以蒋介石为会谈对手,并取消同汪精卫达成的内部协议。”“至8月中旬,重庆方面提出,一俟准备工作的完成,将派张群(时任四川省主席)往汉口,迎接坂垣(即坂垣征四郎)总参谋长”。
大后方在一片悲观空气的弥漫中,突然听到八路军在华北前线胜利出击的消息,顿时反响热烈,气氛为之一变。重庆《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国民公论》等,竞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战绩,发表社论。《新蜀报》9月20日社论中说:“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兴奋感动得流泪。”大后方极有影响的《大公报》社论说:“三年多的抗战军事,‘应战’二字可以尽之,敌军来攻,我们应战;敌军不攻,我们转战;敌军此处攻,我们他处不战,形式上几乎完全是被动的。这次北线之战,敌军未战,我们先攻,敌军将南侵,我们先北战,这在战略上讲,也是一种进步。”9月12日《力报》的社评说:“敌机之继续不断地向我涪都猛烈地施行轰炸,主要的目标乃使我大后方造成恐怖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借以配合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抗战意志。华北的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阴谋。”
远在边陲的《新疆日报》社论写道:“在全国各战场相当沉寂的今天,华北出击胜利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粉碎了诬蔑游击队‘游而不击’的种种滥调”。
百团大战在大后方的影响,还可从周恩来和中共重庆办事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看到。1940年9月1日,周恩来给中央关于《阻塞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借口,争取中间势力》的建议中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亦说最好。宜扩大此反‘扫荡’行动到山东及新四军。”“现在应以击敌和友为主”。5日,周恩来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华北百团大战是第一件兴奋人心的大事,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大公、新蜀、新民、国民公报发表我的讲话,今日大公报、新蜀社论称赞华北八路军战绩,蒋有电嘉奖,何亦允发子弹。”
同日,中共重庆办事处给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特点的报告中写道:“敌将进攻重庆、云南,尤其是宜昌失败教训及当局缺乏守住重庆的信心,人心惶惶然发生悲观与愤激两种情绪,而妥协之要求和危险,在敌寇诱降、亲日派的直接影响之下,使时局更加严重。不过妥协条件一时断难有成。目前令人兴奋的,则为华北的百团大战……”
下过一阵“大雨”的阎锡山,也给朱德、彭德怀发去贺电。
弹了一年多反共论调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八路军的胜利表示欢迎。9月1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头版头条刊载了蒋介石的嘉勉电,以突出国共团结抗日的气氛。电文如下:
“朱副长官(第二战区)、彭副总司令:迭电均悉,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勉。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军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中正”
但看来,蒋介石的嘉勉系迫于舆论。因为此时,第二次反共高潮正在策划之中。
在重庆市大江南岸松柏覆荫的黄山官邸,蒋介石绷着脸,皱着眉,翻阅着一张张刊载华北战绩的报纸,向他的宣传部长大发雷霆:“没有脑筋!通知各报社,以后只许提华北我军,不许出现八路军或十八集团军的番号。”“百团大战的字样,绝对禁止!绝对禁止!”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重庆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正式抄发了蒋介石的一份密令:
“案奉总裁酉皓侍秘渝字第4261号代电。查近来报上常有记载‘百团大战’字样,如19日《新华日报》所载晋西通讯即载此事。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绝对禁止登载,即饬遵。”
时任第一战区(河南及安徽之一部)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对八路军的胜利表示了真诚的欢迎。除发出贺电外,促其驻中条山部出击配合。但蒋介石所谓“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的话,本只是表面文章,见卫立煌果然出击,又忙下令制止。
关家垴之战
1940年10月14日,正是秋收时节,太行山的柿树悬满了金色的果实。傍晚,彭德怀从王家峪总部作战室的院子里走出来。他的脸膛因日晒变得黝黑,身上的灰布军装早褪了颜色。军装旧了、破了,打上补丁,仍然束扎得整整齐齐。他望望树下的大石碾盘,拉碾的毛驴已卸下牵走,碾盘上的粮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望望坡上坡下,静悄悄地看不到人,只有民兵在村口放哨。他确信群众已经撤离了,下令总部机关向离这里十余里、地形更为隐蔽险要的砖壁村转移。
第二天,在绵绵秋雨中,北方局和总部机关再次转移。坡陡路滑,为了跟上队伍,有的人不顾泥泞,蹲下来从坡上向下溜。北方局的干部江明,把刚满月的婴儿阿毛用布兜在胸前,双手捧抱着顽强地行进。百团大战艰苦的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开始了。
彭德怀率总部指挥机关转驻黎城县栓马、宋家庄一带,指挥作战。
八路军连续一个多月向敌人发动袭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连续40余天的紧张战斗,部队极度疲劳了,伤亡减员也很大。10月2日,总部发出命令,结束第二阶段作战。10月6日,日军就开始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没有得到补充休整,即转入了反扫荡作战。
在八路军第一期破袭中,受到最惨重打击的敌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五六千人充当了“扫荡”的先锋,由旅团长片山带领,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活动的中心地区武乡、辽县进攻,被129师各部和决死1纵队节节阻袭。片山恼恨之余,又增兵沿清漳河岸,进行所谓“毁灭扫荡”。寇兵所到之处,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粮即抢,声称“报复”,“企图变我根据地为焦土”,“民众受害极大”。
10月下旬,日军第4混成旅之冈崎大队600余人窜犯总部的水腰兵工厂。水腰兵工厂设在太行山脊黎城县的黄烟洞岩谷之中,四面险峰环抱,只南面绝壁开一天然裂缝,叫瓮屹廊,可以容人出入。1939年,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察看地形,把总部的军械所迁于此内,经过精心规划,艰苦创业,发展成为一个月产400余支步枪和大量枪弹的兵工厂。八路军在敌后,武器弹药的补充是最大的困难,蒋介石、阎锡山一向以少发武器弹药,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随着八路军的发展壮大,战争的缴获自然不可能满足部队的需要,为了建设自己的军事工业,朱、彭、左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这次反“扫荡”中,彭德怀把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放在这里,以一个连的兵力把守着南面的门户瓮屹廊,敌人轻易是进不来的。这一天,彭德怀在黎城指挥部得报,日军冈崎大队竟不费力地窜了进去。彭德怀大怒,亲自追查情由,以军法处决了未经抵抗便擅自撤守瓮屹廊的连长,下令部队监视冈崎大队的行动。
28日,冈崎大队在根据地军民袭扰下成困顿之势,夺道武乡准备退回沁县,进到蟠龙关家垴附近宿营。
29日下午,彭德怀从黎城驰回武乡县蟠龙镇之石门村。他裹着绑腿,身披一件土黄色短皮外套,胯下一匹大黑骡,后随四五骑,从129师驻处南面山头上飞奔下来。一面下坡,一面咆哮:“……杀人放火,还了得!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从黎城到武乡,一路上的村落被敌人残害后的血淋淋空荡荡的景象,咬噬着彭德怀的心,他的血在燃烧。参加正太路袭击战和攻打榆社城的129师陈赓旅和决死1纵队正有一部分部队在关家垴附近集结休整。彭德怀于当晚发出了歼敌命令:以129师之386旅、10旅各一部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以129师386旅之一部和决死1纵队的25团、38团各一部为左翼归陈赓指挥,自己直接指挥山炮连,于30日晨4时对冈崎大队发起攻击。
冈崎大队乘夜摸上了关家垴高地,这块高地三面断崖,只有一条很窄的坡路通向顶处。敌人凭据垴顶的窑洞顽抗,八路军指战员喊着“为牺牲的战友和老百姓复仇”的口号,冒着飞机的投弹扫射和由垴顶倾泻的火力向上冲。彭德怀把总部特务团的警卫连也投入了战斗。一场惨烈的攻坚战持续了两昼夜,依靠着顽强与勇敢牺牲,八路军终于将武器优良、骄横凶残的冈崎大队歼灭过半。11月1日,敌大批出援,彭德怀下令撤离,残敌数十人狼狈逃走,敌人的“扫荡”亦被打退。
在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到距敌人控制的垴顶300米处作近距离观察,当他足抵壕沿,手捧望远镜,仔细观察敌阵时,记者徐肖冰拍摄下了这一历史的瞬间。彭德怀雄健的身影,专注的神情,战士的装束,背衬着简陋的工事,给人们留下了八路军在敌后艰苦卓绝、英勇作战的时代写照。这一照片被广泛地刊登、转印,为人们所珍爱,成为人们熟悉的彭德怀形象。
关家垴战斗中,八路军以劣势装备对敌实行攻坚战、阵地战,与敌鏖战两昼夜,敌人虽大部被歼,八路军亦遭受很大的伤亡,陈赓旅之772团1营3个连伤亡过半。
关家垴战斗是百团大战中引起争议的一次战斗。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斗时说:
“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是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敌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按敌大队相当于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战斗力减弱了,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
刘伯承、邓小平在1942年3月15日给宋任穷的一封信中谈到这次战斗时说:
“有同志说,百团大战第三期的指挥错误,这种看法不合事实。因为第三阶段是反‘扫荡’,只有最后应否打关家垴一仗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应该的,不打这一仗,在政治上损失太大,实际上这一仗停止了敌一个大队可以在根据地横冲直闯的局面。”
然而,对冈崎大队,可否用八路军擅长的伏击战术歼灭之,从而减少部队的伤亡呢?陈赓在关家垴战斗开始时,曾向彭德怀提出这样的意见。陈赓对彭德怀说:“彭老总,现在拼了,以后怎么办?可以把冈崎放下山去,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伏击嘛!”彭德怀没有接受。战斗过程中,刘伯承又建议彭德怀暂时撤围,另觅战机。彭德怀在电话里对他一向十分尊重的战友咆哮:“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你一二九师的番号!”这使一向宽容大度的刘伯承也不免气恼。
彭德怀坚持要打关家垴战斗,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也要猛攻坚守,要打正规仗,顽强拼杀,啃硬骨头。敢于啃硬骨头,这曾使彭德怀战无不克,所向披靡,也使他吃过苦头。有人说,关家垴一仗,彭老总来了犟劲。
关家垴战后,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陈赓等都到垴上仔细巡视过战场,查看敌人的临时工事、暗堡掩体、火力配置,总结经验教训。几十年后,当时任决死一纵队政委的薄一波说:“彭老总向我调决死队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很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打出来了,成为决死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没能看到这一天
百团大战连续作战3个半月。12月5日,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百团大战总结战绩。在105天的过程中,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拔除日伪据点2993个,缴获步马枪54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余里,桥梁、车站、隧道等260余处,破坏煤矿5所。
在这次战役中,八路军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伤亡22万余人。
以正太路破袭战为发端的这一次战役,在敌后分割、艰难的条件下,以其运筹之巧妙、发动之隐蔽、指挥之有效、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而富有特色的一页。其中,也渗透着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
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彭德怀去电:
“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也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蒋介石不再抱公然进攻八路军的幻想,但他在嘉勉了八路军的战绩后,却于11月停发了给八路军的经费和武器弹药。何应钦以前允发子弹云云,原来是空话。同时,蒋介石转而向中共领导的另一支抗日军队新四军下毒手,于1941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为了反摩擦战役和百团大战的胜利,彭德怀的家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就在蒋介石向朱德、彭德怀发出嘉奖电后不久,1940年10月4日,国民党武装特务半夜撞入彭德怀的老家彭家围子,彭德怀的三弟彭金华被当场杀害,三弟媳龙国英被打伤。二弟彭荣华被抓走,于同月11日被害。彭金华是在1937年11月和刘坤模一起到延安找哥哥彭德怀时参加党的,彭德怀要金华回老家发展党的组织。彭金华回家乡后建立了乌石乡第一个党的支部,发展了龙国英、彭荣华等人入党,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帮助家乡青年投奔八路军抗日。彭德怀对两个从小一起在苦难中长大的弟弟有着深厚的感情。但由于当时音信阻隔,一个多月之后,方才获悉噩耗,在悲痛中他立电蒋介石要求严惩凶手、追究缘由,蒋介石避不作答。两个弟弟牺牲后,彭德怀的侄儿侄女和他们的寡母又过着困苦流离、一夕数惊的生活。
198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百团大战被广泛地介绍、评述。那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里用共产党人、八路军指战员、抗日民众鲜血染就的历史篇章得到再现,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被重新肯定。
彭德怀没有能够看到这一天。但在所有关于百团大战的重新发掘中,最令人追思感愤的,当数彭德怀在“文革”被囚禁中写的关于这一段历史的“交代”。说是“交代”,其实是彭德怀在用自己的鲜血,来为那曾经流淌的民族鲜血维护其尊严与荣光。
下面就是1970年彭德怀当“绞索套在脖子上”时的回顾: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的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次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在肯定了百团大战的业绩后,他作了深刻的自责: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
实际上,1940年之夏,蒋介石方面、延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一致估计日军将要西进——进攻西安和重庆。而日本大本营的战略,从西进——解决“中国事变”,转向南进——夺取香港和法属安南(为此而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是在1940年7月23日它下达的大陆命令第439号中才规定的。这是八路军总部发出正太路破袭战预备命令的第二天。
彭德怀在1970年写的关于百团大战的“交代”材料中,还作了如下自我检讨:
“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1939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
在进行了严格的自省以后,彭德怀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评价这次战役,这切中了几十年来对这次战役提出的许多苛责的要害:
“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在百团大战被定为“罪行”之际,彭德怀写道: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空虚,给以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以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200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以下的一段“交代”,如果人们不知道他当时是被折磨得怎样遍体伤痛、长夜不眠,将会认为他是威武雄壮,站立在历史的讲坛上: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了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呵?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由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
说什么由于百团大战,引起日军扫荡,使人民遭受损失,好家伙!日本帝国主义的好宣传员,请你们看看事实吧:1938年春,日军进攻临汾时,路过张店宿营,该村仅30多户,被惨杀五六十人之多,鲜血洒满全村。八路军总部从敌间隙转向太行山时经过该村,亲目所睹,无不义愤沸腾……1939年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有4万余人口的沁源县,就被日军杀害3500人之多。同年秋,在涉县偏村,该村约四五百户,被日军突然包围,杀害近千人。这是百团大战前一年和两年的事,各举一两个例子,增加你们一点见闻。至于华北这样的惨例子还多咧!请再看看吧……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万人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多么痛快淋漓、高屋建瓴、气壮山河的“交代”!彭德怀为此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